口述成史，别辟蹊径。2023年，尼山世界儒学中心（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）推出“尼山文库·儒学学者口述史”项目，积极探求儒学学者个人的思想学术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交融、与时代发展相并行，以建立独具特色的儒学研究口述史文献库。依托项目，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对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、哲学系教授陈来先生进行了口述史专访。

　　【陈来】到了1982年的时候，张先生（张岱年）还是用带我们的办法来上课，可张先生只上了一节课心脏病就发作了，所以后来就不上了。

　　【陈来】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顺着下来讲读书的过程。先暂时告一段落。我现在想起来两件事。刚才不是说拿杰出校友奖嘛，校长、书记在下面，我说不考试，大家就笑嘛。我就赶紧补充，把意思救回来一下。我说我不是提倡现在大家都不要考试，我说考试的目的是什么，我理解的考试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抓紧学习的动力。因我们那时候都是下乡四五年的知青，好不容易得到个机会回到城市念书，机会非常珍贵，所以没有人荒度时间，都是在那儿拼命地一点一点地学。不需要有一个外在的考试去促进你，或者去逼迫你，不需要这样的。今天的情况当然不一样了，我得给校长、书记说两句。这是我要讲的一件事。

　　【陈来】先讲一个别的吧，我们准备研究生考试的时候，我本来在西哲和中哲之间纠结。我觉得考西哲需要外文好，咱这外文也不行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本专业英语教材。

　　【陈来】不是，是我念本科时候的书Mining and Metallurgy，是讲矿冶学的。可是我们班基本上没人学，只有两个人，我和另一个人把这个教材自学完了。

　　【陈来】就说明还有点基础。结果我后来考研究生的时候，英语也考了58分，跟我的马哲一样。但是英语考58分就不算低的了，当然也不算高的。因我们学的是专业外语，很多地质、冶金的词汇，而且语法也没讲通。教课的老师是一个科技情报所的人，一口湖南话，也不会讲课，就是脾气好，上来就笑，跟大家打成一片，但是没学到多少东西。我当时，很早就养成个习惯，就是念，念课文。

　　【陈来】就是念课文，查音标这个字怎么念，然后就不断念课文。我学英文都是这样的，一直念课文，所以很注意读音规则的掌握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但是刚才您讲到担心自己外文不好，所以没考西哲。但是后来，像陈嘉映他们，也是根本开不了口。

　　【陈来】陈嘉映还不同，他是1978级本科，考上北大德语系了，所以他是第二年才转到研究生，等于上了半年多就上研究生了。他开始还是正经的科班出身，念了德语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不，我听说，他考德语的时候，全靠自学。他是书念得好，但是开不了口，所以那时候各种奇怪的人都有。

　　【陈来】其实，等我们考上了才知道，学习西哲史的人英文都不怎么样。结果不只是英文不怎么样，西哲史也不怎么样。看的都是薄的书，就是汪子嵩、张世英他们编的《欧洲哲学史简编》。原来那本书在50年代初叫《哲学史简编》，最后一个著者是朱伯崑，朱先生写的是中国的部分。“文革”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改成《欧洲哲学史简编》，把朱先生的内容去掉了，就剩汪子嵩、张世英等人的。他们都是看这本书，就这么薄。我看的是1977年商务印书馆出的那个《欧洲哲学史》，这么厚的，是北大编的，但是那时候没写是谁编写的，就是北大的教员，是这么厚的。我看的这么厚，他们看的才那么薄，英文也不怎么样。

　　【陈来】他大我五岁。他念完高中了，所以他英语有一定的基础，所以他60分以上就进快班，60分以下的就进了慢班。我虽然大学也学了专业英语，专业词汇积累了些，但没有系统地学。我看外哲所的那几个人也是慢班，后来上了一个学期，我参加考试就跳到快班去了。

　　【陈来】对，现在在加州。丁子江还在慢班。他的同学岳长林后来去了中央党校，当时去的时候是校长秘书。好几个学俄文的同学就更不能比了。我的意思是说对西哲史专业我当时也动过两下脑子，后来也没念，怕英文要求高，其实那些考试进来的英文也不见得怎么样。

　　【陈来】读研究生的时候。英文这不就算过了嘛，我跟着快班，我转到快班以后，跟着快班就过了，过了我就选了日文了。再说那个西哲史，其实大家程度也都差不多。我当时的西哲水平也不比他们后来考西哲研究生的差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老师刚才说到那一段，我觉得的确跟今天很不一样。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对工农兵大学生印象不太好，就觉得工农兵大学生好像很“水”的，而现在是经过淘汰竞争的。老师刚才讲的那个情况，至少在学风上面，就是学习的劲头上面是很不一样的。老师刚才讲，大家好不容易有一个学习的机会，所以都拼命学。当时是不是整个一个连里能够推荐上大学的也很少？

　　【陈来】应该是这样的，而且从我们那一年开始，有好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，也都被选上了。

　　【陈来】不是唯出身论，在那个时代也有出身不太好的就考上了。当然，这个情况不一样，我们是知识青年扎堆的地方，挑出的人才都比较好，就是百里挑一嘛。但要是在一般的农村里面可能就不一定可以选出(这么好的)人，就这么大的一个基数，就是青年人这个基数，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工农兵的同学那时候基础比较差。

　　【陈来】那没有，因为人都是分到四面八方的。个别的基础差点，差点的慢慢在工作中就分流了吧。有的就不做研究了，结果到哪儿就当了干部之类的，在哪儿当了个科长，也蛮好。

　　【陈来】以上我们讲的都算是1978年以前的事，包括我在中学时代，在“上山下乡”，在中南矿冶学院上大学，就是那个时代，没有进入北大之前。

　　【陈来】那时候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

　　【陈来】这就是国家的政策，不是让老百姓吃亏的。毛主席讲的学制要缩短，大学生毕业就是三年，三年毕业就是大学毕业，是国家政策，是这个概念。你不能说等毛主席去世了以后，就说你们原来三年的不算上大学，那就算专科，不能这样。“”之后就有一段争论，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待遇怎么搞，当然有的后来“起来”的老干部就否认。

　　【陈来】对啊，因为整个国家学制要缩短，大学就是这么长，你不能说过了这一段不算了。你可以回到延长(的学制)，但是前面那是国家规定的，大学的学制就是这么长，不能你否认就不是了，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今天老师讲的工农兵大学生这一段，让我对这个有了一些新的理解。因为以前有一些说法，好像工农兵大学生就是特殊时代的产物，好像比较“水”。现在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优势吧。1978年之后，应该是老师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的开始。

　　【陈来】从1978年说起来，就是我们以前讲的，此阶段我以前叫作“听张先生的课，念冯先生的书”，就进入此阶段。张先生1957年以后就不让讲课了，等到他1962年“”的帽子被摘了，才恢复做研究，还没讲课，只做一些资料整理。当时北大也出了《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》，好像也是八本，但是才到隋唐，那个教材是配合教育部的任继愈主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的教材，本来是三册，“文革”后期又出了第四册。张先生他们编的那个也是不错的。你如果刚开始教书，可以拿这个“教学资料选辑”去配合任继愈的教材来讲授。

　　张先生一直就没讲课，直到1978年。“文革”中，张先生年纪大也没讲课，恐怕那时候不是因为摘帽“”的问题，可能也还是年纪大，大多数课全靠朱伯崑先生一个人。年年讲，年年都是朱先生一个人，每讲一次写一次讲稿，朱先生家里书柜上面一大摞，那都是朱先生历年的讲稿。

　　【陈来】没有。后来1990年的时候，其实1989年朱先生就拿出一个新的大纲——中国哲学史大纲，教研室想重写。1990年形势也有些变化，但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大纲，问题不大，这样一个时间段就没有人有积极性了。朱先生自己也没有积极性了，朱先生开始搞易学哲学史去了。

　　后来我就到朱先生那儿去，我说您历年写这么多稿子，也整理整理。朱先生说，可以是可以，但你得帮我。

　　【陈来】我说那行。说完了，这一年下来，王博就毕业了，我就指定王博去帮助他。

　　【陈来】就没再写，朱先生就没有把那一大摞资料整理成一个真正可以拿得出来、印出来的讲稿。我就说为什么呢，因为“文革”后期那个时代朱先生主要是上课，张先生线年，给我们上课，两门课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所以您刚才说“听张先生的课”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“听张先生、朱先生的课”？

　　【陈来】是，因为张先生的课是全新的两门课，一个是叫中国哲学史史料学，一个叫中国哲学史方法论。

　　【陈来】冯先生(方按:指冯友兰)以前写了一个史料学，张先生又讲一个史料学，也有所参考。因为张先生常年做资料工作，他有很多体会，史料学讲了一个学期，又讲了方法论，方法论也讲了一个学期，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这些方法论问题，包括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等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我插一句，张先生开这个课，是不是还有相当前沿的内容？当时没有人这样开方法论的课。

　　【陈来】没有，因为这涉及对整个“文革”，包括“文革”以前的哲学史方法的反思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我认为这个特别好。老师当时在我们读博的时候开方法论，是否也有某种继承？

　　【采访人】您给我们讲的唯一的一门课。当然，您那个讲法可能跟张先生不太一样，您就是让我们念不同的哲学史，您不是分配给我讲冯契吗？其他人，还有讲牟宗三、劳思光，还有讲冯友兰的。就是让大家依据这一些哲学史教科书或哲学史著作做一个总结，比如说，劳思光的“基源问题研究法”，还有牟宗三、张先生或者冯契的什么什么。我自己感觉其实还是一个方法论的东西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今天您讲到这个，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。因为我在欧美汉学界跟他们去交流，我就老是问他们一个问题。我就说，你们觉得中国学生大老远地跑来跟你们学中国哲学史，你们的优势在哪儿？后来把他们问急了，他们就说，我们的优点是我们的方法论。实际上，如果要按老师今天讲的这些，当时张先生已经有这样的意识，而且是两条“腿”，又有史料学，又有方法论。

　　【陈来】史料学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。当然了，张先生讲史料学有这些年他思考的一些史料问题，他的看法，比如说张载或什么的。但因为冯先生已经写了书，所以它的意义还不是最突出的，突出的还是方法论。这么多年来错误的方法论、极“左”的方法论，在新时期开始要怎么拨乱反正，把它正确地讲出来，这是一套方法论。因为别的人没讲过这个课，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课，“文革”刚刚过去，张先生就讲了这个课。

　　【陈来】你说的那个问题应该跟我是一样的，就是1980年，我记得可能是9月份，东京大学的山井涌带了一个代表团到了北大，当时办事处的副处长姓赵。他说东京大学很狂妄，拒绝跟我们国内的大学建立友好关系，说要跟我们的教育部建立友好关系。教育部也没同意，认为这也太狂妄了。

　　【陈来】三年级刚开始。日本方面当时有十个人左右，有马渊昌也，后来1983年他又来北大留学了。这其中还有池田知久。

　　【陈来】将近十个人，好像也有学生，其他人我都记不住了，我就记住了池田。多年以后，池田跟我提起来，他还记得当时我提的问题。池田当时是助手，还不是教授，相当于助教吧。当时还没有准教授这一说法，应该也不是助理教授，留校初期叫助手。池田说我当时提的问题是:“我们中国大陆的研究方法你们也知道，比较强调历史唯物主义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主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？”

　　【陈来】给日方。我现在记不清是谁回答的或没回答，大概也是稀里糊涂地回答，原来没思考过的。为什么给池田这么深的印象，就是这一个问题日本人没问过自己，就是日本人研究中国哲学有没有方法。其实，他们也可以一般地讲讲，比如说，讲讲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研究中国哲学的不同方法，他们也可以讲这么一点差别，也可以体现出日本学者的一些方法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说明老师当时作为一个研究生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让人刮目相看。——所以，张先生当时是给你们开这个课。那么，“念冯先生的书”又怎么说呢？

　　【陈来】学生找他没问题。因为“梁效”的问题跟他也没什么关系，名义上他是兼着顾问的。可是后来，“梁效”有些文献问题不了解，提出来让冯先生帮着解决。冯先生都让宗璞、蔡仲德去解决了。

　　【陈来】我就跟冯先生讨论董仲舒。那时候年轻，晚上七八点钟，说话声也大，惊动了冯先生家人，有一个女孩跑来看什么人在这里说话，一看是一个学生跟冯先生说话，就走回里屋了。我就跟冯先生聊董仲舒的问题。

　　【陈来】当时忘了，反正是惊动了他家人来看看是什么人。我就讲，董仲舒应该。第二次去，我跟冯先生借书，当时学英文，应该是我已经到了快班了，借冯先生在美国出版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(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)。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就是你借了书，冯先生要在那里写下来:你借了什么书，签上你的名字，他有一个本儿。

　　【陈来】因为人年纪大了也容易忘，你借走了他就忘了，你自己也忘了，或者怎么样，你也不见得有意的就不还。

　　【陈来】很快一个多月我就赶快还给冯先生了，因为观点并没什么特别的，观点很多是前期的。主要看看英文什么的。

　　【陈来】后来研究理学，一方面看张先生的书，一方面也看冯先生的《新理学》，看得都不是很系统，但是都看了。当时看跟后来看还是不一样，了解还不是那么深入，可能有的也不能马上就理解，因为作为一个硕士生，刚刚进这样的领域也不久。但是那个阶段，就是我们头一年那个阶段，就是“听张先生的课，念冯先生的书”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从我现在的角度来讲，我觉得张先生跟冯先生，其实差异蛮大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您如果听张先生的课，然后再看冯先生的书，哪怕您不是很理解冯先生的新理学，那也能感觉，他跟张先生讲综合创新、讲唯物论、讲“气”，差异很大。

　　【陈来】主要还不是哲学观点的差异。张先生教给我们，一个年轻人进入这一个专业最基本的训练方法。第一阶段是学方法论，用这一些方法如何来解决碰到的哲学史上的理论问题，怎么分析，如何来解决，详细地把他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的经验告诉你，包括对前面三十年的反省。这是教给你最基本的方法论。史料学讲最基本的史料掌握的路径，也包括一点辨伪方法。所以张先生的课就是最好的入门课。

　　【陈来】张先生这一个方面讲得少，跟冯先生以前一样，讲得比较少。冯先生从一开始就对辨伪的观念不是很强调，认为“伪”的问题是一个文献年代的认识问题，重点是你怎么利用它，你是要确定有关文献真正的时代，然后在那个时代的框架里再应用它。张先生也讲到一点。这个不是他讲的重点。

　　【陈来】这两门课就是打基础、领进门，是最好的入门课。到了第二阶段，就是你自己开始慢慢研究了。因为我(的断代研究范围)确定了宋明儒学，确定了宋明儒学以后，我就开始看张先生的论文。那时候不是看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，《大纲》也看，但是好像在我印象中始终不像我看论文受益那么深。其实论文主要就是那几篇，就是50年代他当“”前六年发的文章。一方面就是有关于中国古典哲学的特点、概念等，另一方面是他研究王船山和张横渠的文章，看他具体怎么掌握这些概念的分析。我们北大的人看到其他人写的概念分析都是糊里糊涂的，讲得不清楚。张先生永远是概念分析得非常清晰的，就像我们讲他的分析性很强，看这几篇文章就特别明显。但是你如果光看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，我觉得有时候糊里糊涂，看不了那么清楚。

　　【陈来】所以我就看他那几篇文章，因为当时张先生在1981年出了《中国哲学发微》那本书，那本书后来把这几篇文章都收进去了。可是我看这几篇文章是《发微》还没出版的时候，还是散的，在《新建设》上看的。但是很快《发微》这本书也出版了，里面包括他50年代前几年、打成之前写的那些文章，那些文章应该是代表他那时候最高的水平了。这几篇文章对哲学史学习的作用比前面又进了一步，前面是方法论，大家都碰到哪些理论问题，如何来解决;史料学就是一般的史料;但是，怎么进入到具体研究的概念分析，我是受益于张先生的那几篇文章，那五六篇文章。那几篇文章所做的中国哲学研究所用的方法不是苏联哲学史的方法，而是张先生三四十年代做学问方法的延伸，也是《中国哲学大纲》的深化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前面您说“听张先生的课，念冯先生的书”，那么，读冯先生的书的详细情况，比如说它的真正的影响，或者说对您的受用(怎么样)？

　　【陈来】为什么以前要讲那个呢，讲那个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征，就是说“听张先生的课，念冯先生的书”，不是让你接到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我们国内哲学史研究的发展，而是要接到30年代、40年代，接到民国时代的中国学术研究，它是带有这样一个意义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所以当时您讲这个话，其实就是就整个中国学术脉络来讲的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1949年之后，特别是经历过“文革”，可以说中国学术停顿了。然后你们1978级的，相当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学者，你们接的传统其实一下子就接到所谓民国学术了，这是不容易的。从某一种意义上讲，刚才老师也提到，日本学者也好，港台学者也好，他们对大陆1949年以后(的学术)有一种轻视、一种藐视。可是老师这一代人，1978级这批人，在80年代中期、90年代初就奠定了学术声誉，这可以以老师的几本“硬书”作为标志。我想他们肯定会奇怪，为什么大陆的学术成果好像一下子就出来了？因为看起来中国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，基本上好像大家就蒙在那里。我觉得这应该跟老师刚才讲的有关系。

　　【陈来】这个我暂时没找到比较合适的概念来表达。如果用新中国成立初的概念呢，这一段的影响应和“新哲学”有关系。因为1949年以后艾思奇进城，在北京成立了新哲学研究会，就是说以前传统民国时代那些东西是“旧哲学”，“新哲学”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。新哲学的作用、力量、优势是隐性的。啥意思呢？因为新哲学有好多毛病，特别是对政治的应用和被政治所用，结果造成了这三十年中国哲学史的具体研究是乏善可陈的。可是呢，这三十年中，新哲学的教育带给人们的哲学的分析和观念，包括艾思奇后来的教科书，也有很多有用的东西。比如说我写朱熹的时候使用的分析方法，有很多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在新哲学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的。

　　【陈来】我是说以马列为主导的哲学教育，比如说，以我个人的例子，从三本书到六本书学习下来，通过这一个体系的学习，这么积累起来的分析观念命题的能力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明白了，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段接上了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

　　【陈来】这个体系也不是白学的，虽然建国初期没做出什么好的成果，可是你学习、分析的方法本身可能是一种有益于理论思维的东西，对你仍然有作用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可不能这样讲:您其实经过了1949年引进的新哲学(马列哲学)理论的洗礼。这样的一个东西跟民国学术还是不一样的。——能这样讲吗？

　　【陈来】它的理论思维比起传统哲学或者是民国学术来讲，不是没有优势的，所以它才能不仅仅依靠政治力量，在50年代能够说服金岳霖、冯友兰这些人。

　　【陈来】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从黑格尔即德国古典哲学来的，马克思分析的能力本来就是一流的。马克思分析的观念、力量、方法本来就是一流的，只不过他的着眼点在政治，他的结论不是现行社会都能接受的而已。但是就学术上来讲，其本来也是一流的。

　　【陈来】这种思辨的能力不一定是没有益处的，虽然曾经没用好，什么成果都没有做出来。所以这样才能够说明我们这代人能够迅速取得成就的原因。比方说，我举两个例子，一个就是1985年布罗夫来了，布罗夫从苏联来了。

　　【陈来】50年代后期他在中国留学，在中国留学的时候，他的老师应该是任继愈，季塔连科的导师是潘富恩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季塔连科我知道，因为潘富恩最近去世了嘛，正好季塔连科也出来了。

　　【陈来】布罗夫的导师应该是任继愈，他后来是研究王船山的。他来了以后，也注意了解中国各方面情况。他就跟我谈，说:很奇怪，你们十年没有培养干部，怎么会出现像你这样的学者？

　　【陈来】会讲中文。他讲没有培养干部，是说我们搞了很久的“”，乱七八糟的，没有系统地培养人才。他都是用“干部”概念来说。

　　【陈来】他用的词语是“干部”，其实他讲的“干部”也包括知识分子。“怎么就冒出了你这样的人来呢？”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博士毕业了嘛，而且他跟我一起到了湖北参加熊十力的会，我发表了熊十力的论文，他都在场。

　　【陈来】因为那个会是12月开的，2月份《哲学研究》就登了我的论文。整个那个会议别的论文都没有登，《哲学研究》就看上了我的论文。他说:你们都没有培养“干部”，怎么就出现了你？

　　【陈来】再一个就是对照台湾的例子。台湾跟我同龄的学者，我们姑且是不是能这么说，很少有比我的学术成就更好一些的。李明辉，因为他是研究中西方比较哲学的，不能直接类比，他是留过学的;杨祖汉，跟我同龄;钟彩钧，小我一岁;袁保新，与我同岁。彭国翔2000年去台湾的时候，袁保新说，陈来成就大。

　　【陈来】所以你如果没像我们说的受到过新哲学的训练，只保持一个纯民国学术，像中文系那种，也很难做出我们也可以欣赏的哲学研究成果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实际上老师今天讲的意思，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新的点，就是怎么来客观地评价1949年之后的得失，包括像李泽厚或者说像冯契这样的学者的成就，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上一次我们着重讲他们其实是受马列框架的影响，能够说是它限制性的一面。

　　【陈来】你看看冯契和李泽厚都是受到积极性那方面的影响，再加上自己个人的发展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他们的成就恰恰是受了这个积极因素的影响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仍以冯契、李泽厚为例，因他们主要受这个因素的影响，所以他们没做出老师这样的成果。因为老师同时又受到一些人，比如说，像张先生或者说冯友兰先生这样一种民国学术的影响，刚才老师也讲了，他们代表的其实就是民国学术的高峰。也许能这样来讲吧，李泽厚也好，冯契也好，他们都没有接上民国学术这一块。当然，有人说冯契接续了金岳霖，但是，这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？金岳霖的哲学在严格意义上不是我们讲的那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。至于李泽厚，则完全是另起炉灶了。这一派是不是还应该包括萧萐父、侯外庐这些人？

　　【陈来】侯外庐的历史观也不是教条马列。萧萐父、汤一介他们是马列派出身。冯契的哲学不是教条马列，李泽厚的哲学更不是。其实冯契也不是完全继承金岳霖。

　　【陈来】他在联大做的那个论文题目《智慧》，探讨“转识成智”，是受汤用彤的影响，不是直接受金岳霖的影响。

　　【陈来】他的整个学术方向和理论其实不是金派。——回到我们那个问题，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

　　【采访人】刚才您把新哲学的重要性、积极的一面讲了，然后举了两个比较的例子，一个是布罗夫，苏联人的例子。

　　【陈来】另一个是中国的台湾学者。我们跟台湾学者比较，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优势。

　　【陈来】也是从这里来的，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。如果你本来就不是拘泥于它的政治结论和实践要求，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学术思想这样学习研究下来，你自然能学到一套理论研究和问题分析的方法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其实我觉得，它的意义是现在我们一般人认识不到的。当时出国也少，特别是跟中国的台湾学者相比，大陆学者当时到哪里去出国？但苏联的东西可以进来，马列的东西可以进来。其实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，跟西方的学习并没有中断，仅仅是通过这一种方式而已。——所以这是讲到您研究生毕业之后的事了。刚才在“听张先生的课，念冯先生的书”这里我们岔开话题了。

　　【陈来】我1981年硕士毕业，拿这个作为一个阶段，回过头来看这三年，一个是上课，就是听张先生的课，念冯先生的书，然后又进一步学习张先生做哲学分析的具体方法，这样算是入门了，在这样的领域里算是入门，而且找到了最合适的一个研究路径和方法。

　　研究生复试以后，我就去拜见张先生了，前边不敢去，怕人家说怎么上老师家，虽然不认识，也不敢去。复试完了，感觉自己考得还不错，因为中间张先生给我回了信，两次回信，都说你考得不错。这样就有勇气了。复试以后去到张先生家，那是6月。5月考的试，6月中复试，6月底我就到张先生家，张先生告诉我已经被录取了，我也很高兴，真正开始跟张先生学习、拜张先生为师，就从这时候开始。

　　然后10月入校，入校到张先生家，第一天就去拜见张先生，后来我回忆就是请问读书之道，张先生就说，应该先念《荀子》，说《荀子》在难易之间，这也是很重要的指导。

　　【陈来】然后我就买了一部王先谦的《荀子集解》，没有函套，多少册我忘了。没有函套就比较便宜，当时我买的时候也就是一两块钱，回来我就用红蓝笔逐句句读，《荀子》正文用红笔，它那个注，王先谦不是集注嘛，用蓝笔句读。

　　【陈来】自己。要看这本书是张先生说的。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训练，也不要求什么成果，还是训练对古典文献的一种语感。

　　【陈来】也不检查，就自己这样做。也不是张先生给我留的作业，没必要耽误张先生的时间，这是自己的一个训练。那个时代也有具体的方法，当时我研究朱子也做了很多卡片。那时候自己手里没有书，都是借的图书馆的书，就是抄。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用的卡片。即使自己后来有了书，也继续抄卡片，因为书不像电脑能拷贝下来，你得把这段抄下来，一张一张再把次序排好了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那个时代的这种手抄方式，可能是加深文献理解的一种方法，因为你在抄的过程中……

　　【采访人】研究朱子，其实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说明老师当时还是年轻、气魄大，因为这完全是一个很大的东西。

　　【陈来】是，我不是讲我跟蒙培元“争夺”资料吗？我到系里拿邮件，郭淑琴老师见了我就笑，她说，你是陈来吧？我说是。她说，她总替老蒙借书。因为他们家住在蔚秀园那里。郭淑琴是心理系的老师，她用北大的图书卡借北大的《朱子语类》或者《朱子文集》给蒙培元用。我做论文老得借朱子书，我刚借了后边就有人催我，催完了我还了，我再催他。

　　【陈来】到了1983年以后他也不借了，因为他后来就写王夫之了，他是从朱熹到王夫之。

　　【采访人】我刚刚在想，我觉得对老师影响大的前辈先生，应该是张先生和冯先生。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。老师知道哈佛毕业的玛莎·努斯鲍姆(Martha Nussbaum)，我们在哈佛还听过她的课，她不是也写了一本书吗？叫《善的脆弱性》(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)。她有两个老师，一个是伯纳德·威廉斯(Bernard Williams)，一个是约翰·罗尔斯(John Rawls)。她那本书的献词很有意思，说:威廉斯给了我问题，罗尔斯给了我答案。我认为这个概括很有意思，因为努斯鲍姆，老师也见过，很有魅力。我在想，如果仿照这种句式，是否能说:张先生给了您训练，但是冯先生给了您一个学术或者思想上的指引？